同理，对于平台采取的具体管控措施是否合理，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评判。
[134]这一时期本应是权力概念及其法理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理论思考的重点只是权力的形式合法性基础，而不是它本身的法理结构。霍布斯的理论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很多著名学者采取了与他相似的理解方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略晚于霍布斯的斯宾诺莎。
此种价值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基于契约论，但却较之单纯的拟制同意要精致得多，而且吸收了信息系统及信息安全的属性，更为贴近现代社会对公共系统属性的需求。受罗马法的此种定位影响，在中世纪，potestas不仅自身就可以表达权力现象，而且被广泛用以刻画其他的公私法概念。就它自身表达权力现象的作用而言，它曾与auctoritas并列为政治学说的基础概念之一，auctoritas是不实际行使的权力，而potestas是可以实际行使的权力，由此衍生出王权与政权（il Regno e il Governo，或译王国与政府）这两个相互合作而统治世界的原则。在法学的知识体系内部，纯粹科学和形式化的努力也在发生：学者们对法律、权利、义务、国家、行为、法人等一系列基础概念所作的努力，尽管也没有从经验科学的路线出发，也构筑了繁复而精巧的体系，但这一系列概念分析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权力概念。[123]由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形态相对确定——它们主要出于对历史上既存权力形态的归纳，而行政权概念是18世纪末人为构想的结果，[124]大量旧存或新兴的权力现象被收纳于行政权概念中，这导致当代的行政权概念已经很难作出正面的清晰界定，甚至不得不寻求所谓除控的定义方式。
[58]Dominio则与imperium作了一定的整合，已经在某些主题的讨论中被等同于summa potestas，[59]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概念的汇流。Potestas并没有处于与imperium、iurisdictio等概念相并列的层次，虽然它广泛地作为一个诠释性的基础概念存在，却很少被用于直接界定权力架构，在整个政治和公法理论中的角色也不如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突出。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在权力概念开始陷入停滞的时期，正是法权——尤其是其中的主观权利——得到迅速发展的时候。
Imperium-iurisdictio体系本就很难应对精细的、复杂的权力配置要求，当具体的权力结构不断发生局部变动时，权力范围调整和内容变革更无法从imperium或当时的iurisdictio概念出发进行论证。而到了13世纪，神学家们对上帝的绝对权力（potestas absoluta）[43]和既定权力（potestas ordinata）进行了广泛的思考，这场思考的最初起源已不可考，目前我们仅知道这一主题的讨论热潮于1230年前后兴起。这种大幅度实证化的权力概念，较之中世纪掩藏在法权之下的支配概念更加适合于推进富于现代性的政治制度设计，承载各种对社会契约和分权制衡的讨论。权力的谱系学图景，早早走入了一种徘徊不前的状态，导致公法学的理论发展空间被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新的权力现象不断产生，却又很难塞进权力概念的旧架构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
直至17世纪初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的法权体系中，potestas和potentia仍未完成彻底的融汇。[166] 前文已有部分研究实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门中敬关于行政软权力的论述：软权力是一种通过其潜在的影响力、理性的说服力和内在的吸引力发挥效能的权力形态，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国家权力的内在品格和基本属性……在构建多元民主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硬权力运用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和功能开始衰减，在公共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中无法占据垄断性地位，而软权力的引入和运用回应了这种变化……参见门中敬：《行政软权力的特征和价值与功能》，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1期，第105页。
既然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较为灵活的权力概念以及权利——权力的对位结构，此种概念系统就应当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形成与私法中法律关系相当的精度与广度。权力在事实层面的每一种作用形态及法理认知都需要在规范层面得到相应的承载。[8]更有学者主张，应当因应法治实践的现实，承认社会公权力等不同于传统公法学上权力内涵的概念，[9]又或者需要把传统公法学著作中未曾出现的新型权力加入权力的类型学框架之中。有学者认为，洛克用强力的概念吸纳了potentia的内容，从权力概念中分离出去。
[44]稍晚一些的著名法学家霍斯廷西斯参考神学家的定义，对这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45]他将此组概念引入对教宗权力的研讨，[46]而在13世纪末法学家安规索拉（Giovanni Anguissola）将这一组概念引入了对君主权力的刻画，从而使这一组概念进入了世俗政治和公法的层面。又如，公众参与和多元治理导致一定范围内权力框架的重塑，中国学者在社会公权力和行政软权力等相关研究中观察到权力外延、形态及结构在实践中不断扩展，也有了不同于传统权力形态的更多内涵，[166]仅仅基于传统公法学对权力概念的简单处理也不足以把握它的精细划分与延伸。（Imperium in magistratibus, auctoritatem in Senatu, potestatem in plebe, maiestatem in populo）[14]这一习谚所刻画的概念关系与当今公法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关系有着显著的区别。霍布斯试图以一元的power概念来整合从物理上之力量到政治上之权力的双重含义，这个框架主要是在potestas的基础上完成的，但也吸收了potentia的概念，[55]最终使potestas与potentia的二重奏汇流于统一的权力概念之下。
李猛将potestas licita译为许可的权力，为区别于现代行政法中的许可，笔者在此处译为被允许的权力。从整个《政府论》所构筑的理论体系看，right与power毫无疑问是这一体系的基石，jurisdiction与dominion在政治哲学基础理论中已经被边缘化了，中世纪的imperium则已经完全被新体系整合和改造，以至于对旧体系若没有了解，就无法寻找它的去向。
张巍：《德国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07页以下。再者，洛克甚至在强力内部也实行了二分，它一方面是以同意的数量计算其大小的一种政治力量，[106]另一方面又是辅助执行权运行必不可少的自然强力（natural force）。
[86] 2.政治权力仅起源于契约和协议，以及构成生活的人们的相互同意。[74]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在17世纪的政治哲学文献中并不鲜见。权力的内涵正越来越多地吸纳信息传播结构与影响力的内容。Imperium体系延续了罗马法中的一次性权力转移观念，将统治权的来源一劳永逸地追随到最初人们向统治者一次让性渡potestas的行为，[52]但这一主张没有充分解释几个关键的理论问题：（1）学者们按照最初的《霍尔滕西法》（Lex Hortensia，公元前287年制定）进行解释，人们将全部的potestas和imperium让渡给统治者，[53]但在让渡之前，人们自己的potestas和imperium何以存在？它们又从何而来、呈何关系？（2）为什么这一次让渡可以自动形成永久性的、代代相传的imperium？（3）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imperium是否能从最初那个由让渡形成的imperium一路衍生而来、一直传递到最末端的公职人员？（4）此种让渡在法理上的有效性如何？人们基于什么而让渡，统治者给予的对价是什么？能否构成有效的约定？对于imperium-iurisdictio体系，还需要追问：（5）既然人们让渡了全部potestas与imperium而形成统治者的imperium，抽离imperium的iurisdictio又从何而来？对于这些问题，旧体系或许可以勉强给予答案，但旧体系给出的答案未必能满足资产阶级革命及近代民主政制建设的需要。它们都被整合在ius的体系之中：ius moralis（道德意义上的法权）包括faculty（能力）和aptitudo（潜能）。[85]注意，个人在此实际上有两种自然的power：一是在自然法允许的范围内做其任何所认为合适的事情，二是惩戒犯罪。
[127] See James Freedman, Crisis and Legitimacy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p. 1075. [128] 参见徐靖：《论法律视域下社会公权力的内涵、构成及价值》，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90页。因为权力概念在规范层面的法理构造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权利概念，只有当它以某种高权性的公法主体的意志行为（甚至是意思表示）的形式体现时，规范才会充分地关注和定位它们。
[76]1653年，英国政治家克伦威尔（Cromwell）实行了第一次政府分权的实际尝试。Vgl Friedhelm Hufe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6. Aufl., 2005, S. 31. [133] 参见[意]Giampaolo Rossi：《行政法原理》，李修琼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北京：第272页以下。
[84]受害人基于自我保存的right，有将侵犯者的物品或劳务占取的power。[116]自洛克以降，在公法和政治理论中，既是由于权力概念中potestas一面的强势，也是由于制宪及议会立法对权力形成了较为明确而具体的配置，使得形式化建构进程偏向了宪法规范和法律关系方面，像霍布斯那样辨识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现象的尝试已经在公法学中逐渐消失。
需要讨论和调整具体权力安排的时候，学者们直接从imperium或iurisdictio的有无及类型去论证某种具体职权的存在、范围及归属，绕过了potestas等更为基础的概念层级，这就很难产生严谨而确定的结果。[90]第一种power就成为立法（权）的基础，[91]第二种power就成为执行权的基础。在前述概念架构中，power概念仍被分为自然的和政治的两个部分，但洛克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自然的power已经被当作一种理论上的权力，在所有人中间相互对等，[102]与个人自我防卫的自然权利紧密伴随。在公法学中，权力概念已久未重返表象世界以接上经验秩序的地气，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理论反思也不能保证知识的纯粹形式性——它已经放弃了体系法学那种纯粹形式性的哲学演绎，满足于在社会契约论和传统分权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打补丁。
[25] Charles McIlwain, "Sovereignty Again." Economica Vol. 18 (1926), p. 255. [26] 例如皇帝的流放权（ius deportandi）就属于这种情况。类似地，权力理论也需要发现社会对权力概念内在品质的根本诉求，这些品质在法律层面的表述和展开，需要一定的法理构造加以承载，也需要一般性的某种衡量尺度，如何根据权力概念的理论基础塑造具有普遍意义的品质要求，进而形成关于权力运行的一般准则，是当代权力理论面对的深刻挑战。
[153]而合乎宪法的法律最重要的特征是包含于其中的权力，即作为法律规定施行的能力……。[151]在19世纪，自康德和黑格尔开始，权利的知识直接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而得以生成，这和17、18世纪学者们认识权力的方式全然迥异。
有学者认为，potestas是刻画法权性质的权力，而potentia刻画事实性质的权力，[38]这一说法不完全正确，应当认为，potentia在使用时是具备混合色彩的，但它更强调力而不是法权的属性，[39]并且可以及于私人的力量。例如在美国，当行政机构像政府中无头的第四部门（a headless fourth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出现时，[126]长久存在于公共想象中的过分简单化的三权分立原理便无从解释此种权力的法律地位及正当性基础。
与福柯（Michel Foucault）对17-18世纪所关注的几个重点领域——一般语法、自然史及价值分析的发展相比，权力概念的有关理论在构型（configuration）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11]它具备归因（attribution）、表述（articulation）、指称（designation）和衍生（derivation）的完整结构。[2] 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 ——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32]这样一种繁复的概念架构很容易造成混乱，从注释法学派开始，学者们就尝试发展出一套较成体系的、能够诠释统治关系及权力现象的概念架构。[5] 例见周尚君：《权力概念的法理重释》，载《政法论丛》2012年第5期，第25-30页。
这一变革的开启者是霍布斯。其次，洛克在权力与强力之间进行划分，也相似于potestas与potentia的分野，洛克一方面制造了（不正当的）强力与（正当的）权力的对立，[104]另一方面又将个人的强力作为执行权运行之必要辅助部分，[105]从而在权力的相关外部结构中将强力安置下来。
究竟merum imperium、mixtum imperium与iurisdictio（simplex）之间是何关系、各自应当如何界定，数百年间一直争议不断，甚至是否存在无imperium的iurisdictio也还存在重大争议。在现代社会，公权力需要公正、理性、严谨、节制、文明等品质，社会对公权力的这些品质的需求，是推动公权力行使法治化的重要动力，也是对公权力进行监督与审查的深层价值基础。
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基本权利日益受到重视，涉及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被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逐渐遭到弃用。结语 权力概念背负着跌宕沉浮的历史，徘徊在纷繁复杂的当代，面对着需要变革的未来。
关注微信
